著名经济专家：消费萎缩源于家庭生活压力已到极限

• 2026-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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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任何一个购物中心的周末时光，商铺虽然灯光璀璨，但前来购物的人却凤毛麟角；在餐厅用餐的高峰期，虽然顾客依旧不少，却明显减少了点菜、加酒、享受甜品的桌子。从社交媒体上看，分享国外旅行的人逐渐被分享加班餐和体检结果的人所取代。这种广泛存在的省钱行为，远非一时情绪的波动，或是一场短暂的消费降温，而是反映出一种深层次的社会疲惫感。这一现象要求我们从更深的层面来理解这一共同的“节省”，而不只停留在是否应发放消费券的表面讨论上，而是要关注从收入、时间、住房到养老等生活方面的紧张状态，究竟已绷紧到了何种程度。

关于当前普遍消费不振的现象，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在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上的分析引发了广泛讨论。他的观点并不复杂：居民之所以收紧钱包，根本原因并非是缺钱，而是面对的生活压力已接近了极限，再继续加压就可能引发更大的问题。这个判断之所以让人感到刺痛，结合国家基础消费率的数据便可理解——中国的居民消费率长期徘徊在38%至39%左右，而人均GDP相似的国家，如阿根廷、泰国和波兰等，居民消费率普遍在50%以上。即便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泰国，居民外出就餐、喝咖啡的消费显得也比我们更加从容。

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中国居民部门的占比稍微超过60%，但这一比例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五个百分点，相对企业部门的占比显然更高。换句话说，经济虽然在不断增长，但普通居民能够获得的那部分份额，始终显得瘦弱。刘元春指出，这种不均衡的分配格局可总结为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暴露了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事实：资金的流动并不是不存在，而是大多数流入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新项目中，普通人手中真正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则要少得多。这就成为了消费动力不足的首要原因。

继而，劳动时间问题也在不断加深这一现象。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企业的周平均工时尽管因反对“内卷”政策而首次停止增长，但仍旧保持在48小时左右，与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仍有差距。与中国相比，邻国韩国的周平均工时约为38小时，越南约为41小时，中国则高出它们7到8个小时。这表面上似乎不多的一两小时，换算下来一年就得多出三四百小时，相当于额外两个月的工作时间。本应用于陪伴孩子、看电影或短途旅行的时间，反而被繁忙的工作占据。中国人民大学的曾湘泉教授认为，工时已成为经济压力的缓冲点，继续增加将对劳动力造成伤害。刘元春所提到的“极限状态”与此不谋而合，揭示出这套运行机制的承压空间几乎已经用尽。

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最紧迫的问题在于保障措施的缺乏。研究表明，许多欧盟国家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的二次分配，市场收入基尼系数可从0.44降至接近0.29，调节幅度接近40%；而在国内，这一调节幅度仅在10%左右。这意味着，用以缩小收入差距和抵御风险的社保和税收工具，在中国的效果远不及欧盟的三分之一，家庭不得不自担风险，储蓄用于医疗、养老、子女教育、失业等各项开支，资金紧握，不敢轻易消费，不是因为吝啬，而是因为缺乏安全感。

住房问题同样成为居民重压的源头。刘元春指出，居民在住房上的投资进一步挤占了他们的消费空间，保障性住房的供应不足也严重制约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意愿和能力。在还清房贷、支付孩子学费和为老人医疗留出预算后，工资条上可自由支配的部分所剩无几。在很多家庭看来，讨论“消费升级”几乎成了一种奢侈。

薄弱的收入分配、高强度的工作时长和完全自担风险的状态，如同一张无形的网，将普通家庭紧紧包围。要想打破这一局面，根本的解决方案并非是发消费券，而是要进行结构性调整。刘元春明确提出，政府应由投资导向转向服务导向，扎实增加社保体系和保障性住房的覆盖，以重新释放那些被压制的居民消费支出。同时，国有企业需加强利润的全民分享，避免超额利润转化为新一轮投资，形成消费与投资良性循环。

近年来，这些思路在政策上已有所反映。比如，北京等地的“十五五”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的发布，已将底线保障工程提升到新的高度。同时，一些领先企业也在逐步采取实质性措施，如美团推出骑手“防疲劳”机制，限制长时间工作；美的集团要求员工在晚上清空工位，而大疆则推行晚九点强制下班。这些行动虽然尚不够迅速见效，但至少释放了一个信号：继续依赖榨取劳动者时间来维持增长的局面，连企业自身也难以承受。上海交通大学的陆铭教授也从消费场景角度提出观点，主张应优化假期制度，延长部分假期，灵活调整休假方式，并必须保证加班工资的支付。这些建议准确揭示了现实中的紧迫需求。